首先澄清一個事實:這是彌天大謊。就我視野所及,給錢楊打抱不平的代表性學者肖雪慧、蕭瀚、郭于華等,在所謂關鍵問題上從不含糊,從未承認過所謂合法性,從不認為只能經由自身改良才能達成憲政。給無關革命改良的錢楊之爭,硬貼上革命改良的標籤,自己則搶佔革命的道德高地,這不厚道。





是全新的變革,即容忍為前提的變革,符合現代文明基本要求的變革;還是排他的、唯我獨尊的傳統革命,中國今天正在這樣的十字路口。所謂轉型路徑之爭,無非如此而已。容忍自然就包括了容忍不作惡的體制內人士。這不僅基於人道,也是為了盡可能分化體制,孤立體制,而強化變革力量。這本來很好理解,偏偏一直遭到攻擊和汙名。必須承認,傳統革命畢竟形塑了幾代人的心靈,今天很多真誠的抗爭者,仍受傳統革命局限;如果不那麼真誠,而是懷抱當年劉邦「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」之志,則更要深陷傳統革命的泥沼,更要排他、更要唯我獨尊。主張容忍不作惡的體制內人士,更被他們視作大逆不道。甚至無須任何證據,直接歪曲為「公開承認現政權的合法性,並認為應該經由現政權本身的改良以達成憲政。」如此公開栽贓,缺乏起碼的政治誠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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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重差異、尊重多元、尊重不同選擇,當然不能沒有底線,在我看來,底線就是不作惡,就是不站到專制一邊。只要不作惡,不站到專制一邊,就都是朋友,都要尊重。這才能激發每個人的最大潛力,以每個人的最大潛力為基礎,海納百川,不僅形成最大合力,而且形成最大限度的社會縱深動員機制。

回頭再說革命改良之爭。這也是偽問題。

編者按:一百零五歲的楊絳老人過世,意外在中國知識份子圈掀起一波「錢楊之爭」的毀譽之辯,圍繞在知識份子的「沈默」,而對公共事務或一般認知「政治」的沈默,到底是世故還是禁忌?是自保還是犬儒?甚而對沈默都保持沈默,有論者認為「討論沈默」是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,也有論者認為在時代的壓力下(如文革),勇敢不該說得如此輕巧。

笑蜀專欄:革命改良皆泡沫,合力才是大問題─也談「錢楊之爭」

所以,今天的轉型路徑之爭,不是什麼革命改良之爭,而是要不要合力之爭。如果承認需要合力,就必須最大容忍。容忍當然指容忍差異,容忍多元,容忍無害他人的不同選擇。如何對待差異,如何對待多元,如何對待不同選擇,就成了能否彙聚最大合力的關鍵因素。

新聞來源https://tw.news.yahoo.com/笑蜀專欄-革命改良皆泡沫-合力才是大問題-也談-錢楊之爭-000127359.html

容忍不僅是策略所需,也是基本的政治正確,這基本的政治正確就叫有限理性,就叫謙卑,即你沒有權力不容忍,因為你不是上帝,你不可能壟斷人類進步的秘訣,沒有任何人可以壟斷人類進步的秘訣,人類的進步尤其是中國當下的轉型,本來就應該是一個開放的進程,對每個人的開放,每個人都有權以他認為最適合他的位置、最適合他的方式來參與、來試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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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來自YAHOO新聞

對所謂革命改良之爭,維權領軍人物郭飛雄早就一語道破:「改良改革革命之爭是康有為孫中山年代和1920年代舊話題,置諸今日屬低學術性質。辛亥革命已充分證明三者在根本道義和操作實踐中的高度協同。」

有人給錢楊之爭的雙方在政治上如此定位:

這種容忍為前提的變革,是手段跟目的統一的變革,最人性化、最符合自由精神的變革,在中國歷史上是全新的,三千年中國史,從不曾有過這樣的變革。中國不缺所謂革命,但都是排他的、不容異己的、不容自由選擇的所謂革命。獨斷和強迫症是其鮮明特徵,不站到我這邊就都是敵人,為此不惜欺蒙、綁架、裹挾。這種不擇手段的所謂革命,最終必然異化,必然走向專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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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至現代,討論革命或改良都不是重點,重要的是得「合力」。(網路圖片)

「這兩個陣營大都可視為是認同自由價值的人群,但在如何實現自由方面,或者說就國家政治轉型路徑而言,雙方卻存在著深刻的、原則性的分歧:一方面的人不否認,甚至公開承認現政權的合法性,並認為應該經由現政權本身的改良以達成憲政,獲得自由;另一方面的人則不承認,甚至公開否認現政權的合法個人信貸性,並認為應該通過終結現政權的變革來建立憲政,獲得自由。」

這就又要說到郭飛雄。郭飛雄無疑是合力論者,主張改良、改革、革命「高度協同」。但這並不構成他對體制內力量的任何依賴。恰恰相反,這依賴是他最警惕的。他反復強調,作為獨立的民間人士,不應將轉型的主要希望,寄託在體制內改革、改革派和改革家身上。僅僅依靠體制內改變,並不夠,也是一種無力的表現。真正的變革,只能從官民、內外、上下的多元變數耦合中產生。公民社會才是真正的變革主體。人民主權的崇高理想,必須經由公民社會的播種機落地生根,因體制內外合力催化,才會盛開憲政之花。這是郭飛雄設想的轉型之路,也是我跟郭飛雄的共識,相信也是這次給錢楊打抱不平的很多學者的共識。這跟單一路徑的所謂改良,何嘗有半毛錢的關係。真是欲加之罪,何患無辭。

虛擬的革命改良之爭,這些年不知炮製了多少話語泡沫,惹出了多少不必要的糾紛。這一切是到畫上句號的時候了,是到面對真問題即如何彙聚最大合力的時候了。



今天的中國已經發生深刻變化,轉型之路比百年前的清末,更複雜更不確定。 一個最深刻的變化,就是今天朝野力量的對比,比清末更懸殊。單一路徑更不可能完成轉型,比之清末,更迫切地需要合力,即郭飛雄所說的改良改革革命三者「高度協同」。或者換句話說,今天轉型能否成功,就取決於最大合力能否形成。惟有最大合力,才能克服轉型的結構性阻力。

*作者為獨立學者,前《南方周末》評論員,授權轉載。

但在我看來,革命改良之爭豈止「屬低學術性質」,更「屬低現實含量「:改良無力,體制自救之路不通,早已為胡趙慘敗所證明,並不是今天某些人的發明。但體制外的革命難道不是更無力?一方面政治和社會危機不斷加深,但另一方面,十多年前即已流行的「只有兩三年了」的危機革命預言,何嘗應驗過?



無論單靠改良,還是單靠革命,事實上都走不通。而這不是今天的問題,清末即已如此。辛亥革命的勝利不是單一路徑的勝利,如郭飛雄所稱,應歸於「三者在根本道義和操作實踐中的高度協同。」沒有革命党在武昌打響第一槍,沒有立憲派在各省獨貸款立,沒有袁世凱憑藉北洋系的強大實力逼清廷退位,三元素的任何一種元素缺位元,辛亥革命迅速和最小成本的勝利,都是無從想像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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